1980年深秋，北京秦城监狱内，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进行。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记录》记载，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因参与"林彪、江青"阴谋活动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。这位曾在延安时期担任毛泽东秘书、起草过《论联合政府》部分章节的革命老人，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。
1981年8月，根据《关于处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犯罪案件的办法》，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安置。中央档案馆《老干部安置档案》显示，其居住地被安排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四合院，由其子陈晓农、儿媳刘素云夫妇负责日常照料。中央组织部每月发放的《老干部生活补助费审批表》记载，初时补助标准为100元，这在当时城镇职工月均工资仅64元的背景下，已属特殊照顾。
这位嗜书如命的老人，将大部分生活费都倾注在购书上。据陈晓农回忆录《我的父亲陈伯达》记载，老人常在琉璃厂中国书店、隆福寺旧书摊流连，遇到《资治通鉴》《容斋随笔》等珍本，即便节衣缩食也要购入。1982年冬季，他甚至将棉衣典当换得一套《四部备要》，此事在老干部圈中传为佳话。
1983年春，中央组织部在《关于调整部分老干部生活待遇的报告》中，将陈伯达生活费增至200元。这一调整背后，既有经济形势好转的因素，也与陈伯达持续进行的革命史研究有关——他正着手撰写《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》，手稿现存国家图书馆。
晚年的陈伯达深居简出，除参与少量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外，多在书房度过。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，老人常在案头摆放《鲁迅全集》与《资治通鉴》，研读时必用朱笔批注。1985年夏，他应《中共党史研究》之约撰写的《延安整风运动亲历记》，至今仍是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史料。
1987年秋，中央老干部局在例行走访中发现，陈伯达虽衣食无忧，但水果摄入量极少。据《老干部生活状况调查报告》记载，其每月水果开支不足10元，远低于营养学建议标准。当工作人员问及此事时，这位曾叱咤风云的老人露出难得的腼腆："年轻时在苏联养成的习惯，每日必食水果，否则便觉口中无味。"
这一特殊请求很快得到回应。1987年12月，中央办公厅《关于调整陈伯达同志生活待遇的批复》中，特别增列"水果专项补助"200元。这份文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，泛黄的纸页上，朱笔批示"特事特办"四字格外醒目。
1988年重阳节，北京市公安局将陈伯达人事关系正式移交北京文史研究馆。移交档案显示，其晚年主要研究课题为"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"，手稿达30余万字。但天不假年，1989年入秋后，老人健康状况急转直下。
9月20日凌晨，陈伯达在书房突发心肌梗塞。据急救记录，从发病到送至北京医院仅用时17分钟，但终因年事已高救治无效。遵其遗愿，遗体火化后骨灰暂存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，未举行任何仪式。这份低调的身后事安排，与其1970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时的境遇形成历史回响。
历史学家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，书房案头除了未完成的《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》手稿，还有本用俄文标注的《水果营养学》——这位革命老人对水果的执着，竟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。而那些泛黄的书页间，墨迹犹新的"实事求是"四字批注，仿佛仍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回响。